備受關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近日出臺。這部法律有哪些亮點，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將如何促進土壤環境保護工作？本報記者為此專訪了相關專家，以饗讀者。
早在一周之前，土壤環境研究學者、廣東省生態環境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陳能場就接到各路記者的采訪邀約。按照相關議程，8月3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表決。對于我國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社會各界都傾注了極大的關注。
8月31日下午，《土壤污染防治法》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陳能場在當天下午16點43分，第一時間于微信朋友圈轉發了短訊——《重磅：土壤污染防治法全票通過》。他甚至用一句英文來表達當下的激動心情：Today is a big day for Soil（今天是土壤界的大日子）。
就在10分鐘后，北京本農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土壤修復行業資深從業人士韓建均轉發了這條短訊，并說“那么多導則、管理辦法，都不如這部法律來得實在”。
在500人的“土壤觀察4群”里，一位名為張忠的群友感慨說：“全國人民盼望多年的《土壤污染防治法》終于出臺了”，另一位群友則表示，是一種“久違的心情”。陳能場感慨說，這部法律的出臺意義重大，將使土壤污染防治監管有法可依，不僅有利于相關土壤治理標準體系建設、污染防治要求等落到實處，而且能不斷完善制度體系，規范修復行業秩序，切實減輕土壤污染，科學、系統地保障農產品安全和公眾健康。
土壤污染修復難、代價大
在《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審議過程中，有專家建議，土壤污染修復難度大，要對污染者進行嚴懲，提高違法成本。
陳能場告訴記者，當污染物進入土壤后，由于土壤具有吸附性能，一旦進入就極難取出和降解。如果污染物的濃度積累到一定程度，不僅對土壤本身的生態系統有損害作用，還能通過揮發過程（如汞）或者土壤侵蝕流入大氣和水體，進一步污染其他環境，甚至危及人體健康。由于土壤是高度不均勻的體系，去除其中的污染物就變成十分艱巨且耗費高昂的行動。以日本發生“痛痛病”的神通川土壤污染治理為例，這一污染區域最終采取客土修復法，863公頃的污染土地共耗費了407億日元的修復資金和33年漫長的修復時間。
“土壤的形成極為緩慢，在人類時間尺度上，可以說是不可再生的國家戰略資源。從以上角度來說，對土壤污染者有必要進行嚴懲，以減少土壤污染事件的發生和有利于追溯土壤修復費用。”陳能場說。
從事土壤修復長達十余年的韓建均表示，土壤修復難度大、成本高，還表現在污染土壤劃定范圍難。由于土壤地質的不均勻性及復合物污染物的不同特性，難以精準地識別污染物的范圍。特別是地下水豐富區域，這些因素導致場地完全修復的成本大幅提高。同時，土壤修復技術中，有機污染修復如熱脫附及淋洗等方式，雖去除污染物修復效率高，但成本也高。對于土壤重金屬污染，用淋洗、固化穩定化技術修復后，仍存在潛在風險性。“《土壤污染防治法》出臺后，那些產生土壤污染或可能有污染風險的企業，將更加重視土壤污染的防護工作。”韓建均說。
值得一提的是，土壤與水體一脈相連，土壤污染物容易通過地表徑流影響地面水體或者以下滲方式影響地下水。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黃錦樓認為，《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強化了“水土一體”治理的思想，有助于防范和治理更難以預防和治理的地下水污染。“同時，《土壤污染防治法》強調了保護優先、污染者擔責的理念，顯示了法律的威懾力。”黃錦樓表示。
讓信用系統發揮約束作用
湖北省標準化與質量研究院資源與環境標準化研究所所長黃榮，長期從事土壤標準方面的研究工作。她告訴記者，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她最關注的是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部分。“目前，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主要是指《土壤環境質量農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試行）》和《土壤環境質量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試行）》。作為兩項強制性標準，后續的實施將有力推動土壤環境質量監測、調查、評估、治理修復和土壤污染防治市場的發展，對于土壤修復市場的進一步規范和發展都有促進作用。”黃榮表示。
目前，我國土壤修復行業從業單位門檻較低，業務水平參差不齊，部分企業甚至將土壤修復當成簡單的“土方工程”，隨意修復、亂修復等情況時有發生。采訪中，相關專業人士均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出臺后，將使土壤修復行業有法可依，使得行業秩序逐漸規范。
如《土壤污染防治法》中規定，從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和土壤污染風險評估、風險管控、修復、風險管控效果評估、修復效果評估、后期管理等活動的單位，應當具備相應的專業能力。相關單位和個人的執業情況，納入信用系統，建立信用記錄，將違法信息記入社會誠信檔案，并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和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向社會公布。這對遏制修復亂象、規范土壤修復行業具有重大影響。陳能場認為，如果能對從業人員的資格進行規定，將更有助于土壤污染修復行業的健康發展。
土壤修復行業將更加規范
韓建均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將規范土壤修復行業向高標準、高質量發展。韓建均舉例說，通常對一個污染場地進行工程修復施工前，要先對場地進行風險評估，出具風險評估報告和檢測報告。好比醫生治療前，先摸清病人的病灶，再對癥下藥。他在從業中發現，有的報告出具不精確、線條粗，這極可能導致兩個后果。一是修復工程團隊將重新對場地二次評估，延長工期、增大成本，造成資源浪費。二是按照報告進行修復，但沒有“對癥”，使得修復不徹底。或在修復中又發現新的污染點位，于是增加修復難度、打亂修復規劃，增大修復成本等。
可以說，如果做好樣品檢測、場地調查、風險評估及效果評估等，將使修復工程更加準確，且對行業的技術要求和質量要求進一步提升。而對工程公司而言，如何高質量、高標準、以合理成本完成修復工程，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這意味著檢測企業要對數據精準檢測負責。調查、評估等企業，要對場地的客觀評價負責，并保證報告的真實及質量。工程公司要對完整修復及達標修復負責。效果評估單位及專家，將更加嚴謹地評審修復項目。”韓建均說。
黃錦樓認為，整部法律體現了“堅持預防為主、保護優先、分類管理、風險管控、污染擔責、公眾參與的原則”，明確了土壤污染責任人、土地使用權人、污染責任人的債權繼承人等各自需承擔的防治責任。短期來看，土壤修復行業可能會表現不如之前活躍，但從長遠來看，由于各責任方嚴格落實相應權責，將從整體上規范土壤修復行業。“只有這樣，最終才能讓良幣驅逐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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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對土壤環境監測和信息公開做出了要求。日本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此有哪些好的做法？本報記者為此也采訪了相關專家。
國外如何做好土壤監測和信息公開？
日本對土壤環境質量的監測工作源于農田重金屬污染引發的“痛痛病”。長期以來，廣東省生態環境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陳能場的研究聚焦于日本土壤環境管理。他認為，農田土壤監測一直是日本土壤環境監測的重點之一。根據監測數據,制定完善相關治理法律法規、制定相應污染物標準并對污染區域進行例行和監督性監測。“日本土壤環境監測針對性強，體現在監測項目和監測點位的布設上，為有效治理污染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數據。”陳能場表示，同時，日本不同行政管理部門開展的監測能做到各有側重、信息共享，這對于全面了解土壤環境質量具有積極意義。
北京本農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韓建均以美國為例，介紹了美國在信息公開方面的一些做法。美國環境信息公開有兩套系統，一套面向企業管理，一套面向公眾。為此，美國環保局（EPA）開發了一套交互式地圖，方便公眾查詢身邊環境。這套名為“我們身邊的環境”的系統，充分地保障了社會公眾對周圍污染源的知情權。“系統中公開的數據涵蓋了EPA、州政府、受管制社區的環境空間數據及屬性數據。公眾登錄系統，就能查詢所居住社區的環境信息，包括空氣、水、土壤等環境質量數據，以及污染源、健康風險等數據。” 韓建均表示，用大數據集成手段，幫助社會公眾了解環境真實情況，從而促使他們自覺保護環境并積極參與到環保工作中。
據悉，這一系統還有一個分析與報表輸出的功能，可將數據連接到EPA環境數據平臺中，方便用戶定制所需的報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