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賬未還，又欠新賬”，生態環境部等權威部門公布的信息顯示，我國固體廢物產生量大，綜合利用率仍然不高，已成為我國污染防治的明顯短板。
近年來一些“毒地”事件，更加引發了業內對于固體廢物環境污染防治與資源化利用高度關注。
在今天（14日）召開的“2023固體廢物環境污染防治與資源化利用峰會”上，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綜合業務部副主任李淑媛表示，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是環境管理的重要內容和需要管好的最終環節，是生態環境治理必須管好的“最后一公里”。
目前，我國固體廢物污染防治的形勢不容樂觀。“十三五”國家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目標曾確定，到2020年，全國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提高到73%。但實際上，2019年全國大宗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只有55%，到2021年大宗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也只上升到57.8%。
李淑媛介紹，目前，我國一般工業固體廢物、危險廢物、建筑垃圾、電子廢物、農業固體廢物等產生量依然比較大。每年產生約工業固體廢物30億噸（2022年達到41億噸）、畜禽養殖廢棄物近40億噸，主要農作物秸稈約10億噸，建筑垃圾約20億噸、生活垃圾約2億噸。2022年危險廢物產生量突破1億噸。合計下來，全國每年新產生固體廢物100多億噸，歷史堆存總量高達600至700億噸，占地超過200萬公頃。
李淑媛稱，由于部分地區危險廢物管理薄弱，危險廢物處理能力不足、監督執法不嚴等問題的長期存在，以及危險廢物處置價格偏高等原因，導致環境風險隱患十分突出，多地相繼發生固體廢物非法傾倒、處置等環境污染事件，尾礦庫等引發的突發環境事件也較多。2020年至2021年，生態環境部聯合最高檢、公安部開展嚴厲打擊危險廢物環境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共查處危險廢物環境違法案件11132起，罰款8.86億元，移送公安機關1794起。
“固體廢物也是環保行政處罰和重大突發環境事件的多發領域。全國環保行政處罰的近20%涉及固體廢物。”李淑媛說。
11月14日，“2023固體廢物環境污染防治與資源化利用峰會”現場。攝影/章軻
李淑媛介紹，固體廢物污染防治與大氣、水體和土壤之間存在“三重耦合”關系，未經處理的固體廢物因雨淋、蒸發、風蝕、自燃、化學變化等作用而污染大氣、水體、土壤和生物，在固體廢物處理過程中，同樣存在污染大氣、水體、土壤的風險。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土壤保護與景觀設計中心（下稱“土壤保護中心”）助理研究員賈御夫介紹，一些城市和地方工業土地騰退與城市用地功能調整高度重疊，局部水土復合污染嚴重，區域連片風險凸顯。
該土壤保護中心的調查發現，某市原東方化工廠地塊，曾生產丙烯酸、丙烯酸酯、乙烯等，1997年倉儲區曾發生過儲罐爆炸事故，2017年完成生產設施拆除。但土壤中苯超標，污染面積約3萬平方米，地下水也受到污染；某地長城化工廠地塊，曾主要生產滴滴涕、縮節胺、三氯殺螨醇等，2007年該化工廠破產。其土壤主要污染物為有機氯農藥、多環芳烴等，污染集中分布在地下5至14米。
賈御夫介紹，截至2020年末，全國納入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和修復名錄地塊有697塊，啟動治理修復與風險管控工程的污染地塊512塊。但到了今年6月，納入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和修復名錄的地塊已多達1868塊，其中已通過土壤修復或風險管控移出名錄的有771個地塊。“可見，我國污染場地修復的任務十分艱巨。”
李淑媛介紹，權威機構測算，通過提升城市、工業、農業和建筑等4類固體廢物的全過程管理水平，可以實現相應國家碳排放減量的13.7%至45.2%（平均27.6%）。中國循環經濟協會測算，“十三五”期間發展循環經濟對我國碳減排的貢獻率約為25%。
11月13日，2023中國國際生態環境技術與裝備博覽會上，佳譜儀器（蘇州）有限公司市場經理邵榮桂向記者展示土壤重金屬分析儀。攝影/章軻
2022年，全國固體廢物行業的總規模為2.2萬億元，同比增長7.3%。國家“十四五”規劃及2035年目標綱要提出，實施醫廢危廢處置和固廢綜合利用的“1+6+20”工程，即補齊醫療廢棄物處置設施短板，建設國家和6個區域性危廢風險防控技術中心、20個區域性特殊危廢集中處置中心。以尾礦和共伴生礦、煤矸石、粉煤灰、建筑垃圾等為重點，開展100個大宗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示范。
中華環保聯合會副秘書長鄭慶寶在致辭中建議，進一步加強危險廢物規范化環境管理評估，完善評估指標、指導幫扶力度、信息化管理水平和評估結果應用，進一步運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危險廢物規范化環境管理水平。
中華環保聯合會農業生態環保專業委員會秘書長袁秀麗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固體廢物處置和生態修復過程中，一些企業擔心在項目合作期限內投資回報不足的情況，“其實，社會資本可申請政府專項獎補資金、生態修復專項獎補資金等作為項目收益的補充來源”。
袁秀麗介紹，目前，各部委發布的生態環保專項資金政策主要涉及八類，包括大氣污染防治資金、水污染防治資金、土壤污染防治資金、農村環境整治資金、重點生態保護修復治理資金、城市管網及污水處理補助資金、重點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專項資金、污染治理和節能減碳專項資金。
他舉例說，安慶北部新城區域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EOD）模式試點項目，在其草簽協議中約定：若甲方未能及時足額支付投資服務費，甲方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安徽省EOD試點政策性銀行貸款及政府專項獎補資金、生態修復專項獎補資金、資源類項目貸款或其他方式解決。
“從風險承擔角度考量，地方平臺為激勵社會資本方強化經營，而不是簡單地托底，通常會將此類補貼條款在進行投資人招商的時候通過競價確定，以形成完整的經營風險分擔機制。”袁秀麗同時提醒，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投資補貼機制不能設計成債務性條款，否則存在合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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